一个高考落榜生和他创办的大学

每年的7月，都是一个让成千上万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揪心的月份。有近三分之二的考生必然要面对落榜的严酷考验。对于有的落榜生而言，这种挫折会让他们丧失信心，一蹶不振，而有些人则会将这种挫折变成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力量。他们会为摆脱挫折的阴影，为证明自己的力量，为不服输而奋斗一生，从而走出更成功的人生之路。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院长丁祖诒就是这后一种人。当年这个高材生因“政审不合格”被拒之于他渴望的大学校门之外，然而他没有气馁，发誓上不了大学总有一天也要站在大学讲台上。与挫折阴影的抗争和自强不息的品格让他终生奋斗不已。而今他不仅走上了大学的讲台，实现了落榜时的誓言，而且白手起家，为落榜生创办了一所全国著名的民办大学———西安翻译培训学院。

丁祖诒为了办学，呕心沥血，自强不息。熟悉他的人为他的奋斗精神所感动，誉他为当代的武训。

丁祖诒原籍江苏，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13岁时考上了南京享有盛名的南京市第十一中学。

丁祖诒酷爱数学。当时全国发行的两本颇具影响的数学杂志《数学通讯》和《数学通报》，每期都刊有“数学难题征解”，而几乎期期都有他的难题解答方案。1957年，丁祖诒参加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与以后成为数学家的杨乐一起同登金榜。

然而他的自恃清高、桀骜不驯，却让他在反右斗争中吃了亏。在一次批判“右派”言论的大会上，他依然故我地谴责当时苏联“老大哥”是“大国沙文主义行径”，还引经据典地坚持“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而付出的代价是“留团察看”。

尽管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准能考上大学，而且一定是所名牌大学，尽管他的高考成绩单上，记录有他每门9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并被清华大学电机系所看中，但是，他落榜了。原因很简单，“政审不合格”加上“出身反动”。

“这是我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伤害，这种刻骨铭心的伤害、深深扎进心底的自卑乃至恐惧，至今还不时地从积淀的岁月里浮上来。”丁祖诒在谈起往事的时候这么说。

也正是这种落榜后刻骨铭心的感受和对落榜生的充分理解，才促使他于30年后创办一所以高考落榜生为招生对象的民办高校———西安翻译培训学院。他要为那些在高考受挫苦闷中的莘莘学子，唤起新的希望。

丁祖诒发奋攻读，除高中学的俄语外，又一举攻下英、德、日三国语言。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1983年7月，丁祖诒被正式调入西安石油学院外语教研室。这是他高考落榜后的第26个年头，丁祖诒实现了自己18岁时所发出的誓言：“今天我未能跨进大学的校门，总有一天，我要登上大学的讲台。”

他能跨入大学的校门，靠的是长年刻苦攻读积累的实力。几十年来的艰苦拼搏终于没有白费。由于他工作出色，不到半年时间就担任了外语教研室主任，因工作成绩突出还多次受到学院和部里的表扬。

1985年下半年，丁祖诒又受西安市科协重托，开始筹备西安翻译工作者协会，并当选为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由于丁祖诒为西安译协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市科协先进个人和中国科协先进个人，还被推选为西安市政协第九届委员、第十届委员和西安市科协委员。

在西安译协期间，丁祖诒创办了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前身———西安外国语联合培训部。

这个培训部一没有经费，二没有编制，开始只是租了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还有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从这里起步，丁祖诒踏上了社会办学的艰难征程。

万事开头难。每天清晨天不亮他先要骑自行车从西郊的家赶到南郊的石油学院，处理完全部工作，又要赶到城东的培训部。在培训部，他不仅要忙于组织教材、聘请老师等事务性工作，还要亲自讲授英语精读，忙得不可开交。

培训部办起了西北地区第一个意大利语导游班，同时招收了四个业余英语口语班和三个兼职导游大专班，率先在西安办起了全日制大专班。

由于高考落榜深深扎入心底的伤痛，使他在外国语培训部的基础上又筹划另一张蓝图，他要为落榜生创办一所民办高校，并一定要成为国内一流的民办高校。

就在丁祖诒尽心竭力，把外国语培训部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冷酷的选择。西安石油学院不再同意将他借调到译协。他要么回校安心教书，要么就离开学校。

这时的丁祖诒已年近五十。回校安心教书，以他的才干和校领导的许诺，他将熬到三室一厅的住房，将评高级职称，还有终身受用的劳保福利和安逸的工作环境。反之，他就得摔掉这手中的“铁饭碗”，将半生心血所取得的成就统统放弃，成为一个“无业游民”。

而当时的民办教育前途莫测，让他放弃原单位优厚的工作条件“下海”办学，对一个年近50岁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然而丁祖诒从小就有一种不安份的性格，他在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最终决意丢掉手中的“铁饭碗”。

丁祖诒带着他的双亲，妻子和三个女儿，一家三代又搬回到他当中学教师时住的那间仅有15平方米的简陋小屋。同事们难以理解他。大女儿丁晶平生第一次冲他高声发问“爸爸，你到底图啥？谁像你这么傻呀！”患难与共多年的妻子，因他一意孤行，毫不顾家，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强忍悲痛与他分了手……

1987年6月，丁祖诒将创办一所民办大学的方案递到了西安市科协领导的手中。丁祖诒说：“现在的高考就像一座独木桥，过去的是‘凤凰’，过不去的大批落榜生流落到社会上，那怎么成。我要帮助他们继续深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当时社会办学刚刚起步，有人办民办小学、中学，还没有听说有民办大学。报告打到市里教育主管部门，得到的答复是：无先例，不同意。

丁祖诒不厌其烦地向教育部门讲落榜学生的苦衷，讲教育兴国的重要性，讲他按市场经济办学的新思路。他的执著、信念和可行性分析意外地得到当时的省高教局成教处的青睐。1987年9月，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成立了。时年，丁祖诒已四十有八。他成为陕西省创办民办高校的第一人和开拓者。

创业之初，他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整天吃的是方便面。他与他的伙伴们没有固定工资，认真计划每个铜板的用场。勒紧裤带过日子，是他创业的法宝。这法宝他一直沿用至今。

1988年春季，第一次招生录取310名学生，加上培训部转来的学生达到500多人。

1988年秋季，为了扩大规模，他们派人到全省各地招生。丁祖诒去的是汉中，在汉中一个重点中学，他还没说完意图就被人“推出”校门。由于出来时仓促，他带的招生介绍信上少盖了一枚骑缝章，被人怀疑为骗子，被“请进”汉中市公安局。

“闭门羹”吃过，公安局“呆过”。但他没有退缩，依然到处游说、介绍，在汉中招生270多人。这一年也就是办学的第二年，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全日制在校生人数超过千人。

按照“取之于学，用之于学”的原则，第二年他又租下一幢五层楼，盖起两幢楼，并装备起40个班级的现代化教室以及无线听音系统。到1990年，学校已拥有全日制在校生2000多人，积累资产数百万元，成为当时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外语类民办高校。西安翻译培训学院在快速发展。

当过大学外语教师的丁祖诒，熟悉传统外语教学的弊端，这就是单纯地学习外语，学生在其他方面得不到有效的培养。有鉴于此，他提出进行“复合实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改革，制订出“外语＋专业＋现代化技能”这个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

这个教育体系就是不论哪个专业的学生，都将外语类大专课程贯穿于在校三年的始终，在打下坚实外语基础特别是听说基础的同时，再学习学院开设的涉外专业，其中有国际会计、国际贸易、涉外文秘、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等专业。在校期间还要培养学生的各种现代化技能，掌握外文打字、微机应用、礼宾礼仪、现代公关、外贸函电、书法等，学校还与有关单位合作，让学生学习汽车驾驶，以适应学生走向社会的需要。

这种复合实用型的教育体系被教育界同行称为“丁氏教育模式”。学生毕业后，能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迅速上岗，因而“西译院”的学生在社会上大受欢迎。

这些年来，“西译院”的学生年年供不应求，而且多被应聘到三资企业和沿海地区。截至1996年，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为98％，出国深造人数占到20％。1993年国家权威部门在南方三资企业中就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工作能力做了一次专项抽样调查，排名第一的竟是民办西安翻译培训学院。

丁祖诒对学校的管理出奇的严格。在校期间学生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谈恋爱、不许穿奇装异服、不佩戴校徽者不准出入校门和在校园内走动。这些“不许”在其它学校往往是贯彻不下去的，由于丁祖诒从严治校，敢抓敢管，很少有学生敢在“西译院”违犯这些“不许”。

学校实行封闭式办学。学生除礼拜天外是不能出校门的。这在中国的大学是绝无仅有的。强制性的纪律，使学生只能是整天从宿舍到教室再到食堂三点一线的运动。连早读、晚自习、晚上按时熄灯、不许说话，他们都管。有人说这不是成了军营了吗？

这种“不近人情”的管理，体现了丁祖诒的个性。他要把目前普遍盛行的学习不努力、混文凭的风气拒之门外，他不仅引导还要强迫学生像从前的他一样，珍惜时光，发奋苦读。

丁祖诒心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办一所万人民办大学，要将“西译院”办成中国的“哈佛”，使“西译院”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办大学。

1994年，发展中的“西译院”不仅在招生和推荐上步入了良性循环，而且收支略有盈余。这时的他若想松懈一下，享享清福，是有条件的。然而为了办中国“哈佛”的梦想，55岁的丁祖诒感到时不我待，来不得半点松懈，他要“西译院”进行第二次创业。

在西安南郊长安县太乙宫，一家三线企业搬迁进城留下了一大片土地和房舍。丁祖诒感到这是他实现“西译院”第二次创业，办万人大学，进行全封闭教学的好地方。他决心买下这个旧址。

这个老厂占地200亩，建筑物有6万平方米。买这个地方得630万，再加改造装修还得1000万。这1600多万对丁祖诒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搞不好，造成违约，每天千分之三的违约罚金可能会使“西译院”背上沉重的包袱，后果不堪设想。

学院的其他同志都对买这个地方持审慎态度。在学院领导班子会上，他用哽咽的声音向大家解释，眼睛是湿润的，他知道这其中的风险。然而这个“为学院的发展，连一块棺材板都不准备给自己留下”的硬汉子，想得更多的是他心中的梦，就是学院的长远发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为组织资金，丁祖诒率先停发了自己的工资，把学院的全部家当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再加上家长和学生的集资。这决定了“西译院”在今后若干年里不会过宽松日子。这巨额透支将压在丁祖诒的心头，让他一刻也不能轻松。

然而从此，“西译院”结束了长期租赁校舍“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为“西译院”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994年下半年，“西译院”以这里为基础，招收全日制住校生人数近5000人，在全国民办高校中名列榜首。

200多亩地的新校舍使“西译院”成了一个大学城。有三十几幢四、五层高的学生公寓，两个操场，近200个大小教室以及1000多平方米的图书馆和一座4000平方米的室内体育馆。学校配备了400多台电脑，有10个多功能语音实验室，校园里安装了无线听音系统，宿舍还安装有有线听音、电话寻呼系统和暖气。各个教室都安装了闭路电视和摄像监控系统，十多个食堂还安装了百余台窗口自动售饭微机。新校舍的现代化教学设备足以同同类公办院校媲美。

1994年10月中旬及12月中旬，国家教委、各省及全国城区教委曾先后两次组团莅临“西译院”参观。来宾多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行家里手，他们对“西译院”的成功赞不绝口。北京市成教局局长贺向东说，“‘西译院’要比北京已批办的任何一所民办高校都要好。”上海市成教局局长充满激情地感叹道“‘西译院’是一所足以与公办正规高校相媲美的民办大学，比上海所有社会办学都要好。”

到1996年，“西译院”的全日制住校生人数已近6000人，积累资产5000万元。“西译院”的成功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重点。《陕西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不花国家一分钱，万名学子遍神州”的“西译院”长篇调查报告。《光明日报》1997年4月12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社会力量办学的成功尝试”的“西译院”调查报告。海外媒体也多次长篇报道“西译院”的成功经验。1996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还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丁祖诒教育管理模式高层研讨会。

古都西安以40多所公办大学，文化教育事业发达而名扬海内外，而“西译院”又使古都西安的民办教育事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记者第一次采访丁祖诒，眼前的情况让人不敢相信他是一个6000人的民办大学院长。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摆着两个旧布沙发，一张极普通的五斗桌，一把木椅，身后是一张木板单人床，床上挂着旧蚊帐，室内没有任何的装饰，其陈设就像一个农村民办教师的办公室。丁祖诒在离异后，就一直在这间宿舍办公室合一的陋室生活，一过就是十年时间。

丁祖诒嘴上不停地抽烟。他抽的烟是不带过滤嘴的简装金丝猴牌香烟。这种烟20年前在陕西农村很流行，现在除一些边远地方有卖的，在西安已看不到了。烟的价格过去是六毛钱，现在是七毛钱。按说丁祖诒现在不会抽不起好一点的过滤嘴烟，但他说他改不了过穷日子的习惯。

然而，丁祖诒的眼神，却让人感觉到他确是一个非凡的人物。这眼睛充满着激情和豪气，让人一看便知，他不屈不挠的个性，这眼睛特别明亮，让人感觉到充盈着智慧，这眼睛显出一种威严，让人感觉到与命运抗争的力量。

丁祖诒对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而且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使他一天到晚都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每天一睁眼，就有大量的事情摆在面前，教学计划、租赁报告、学生来信，学校大大小小的事务，认识的人陌生的人，一批又一批，有办不完的事，有赴不尽的会见，有待不完的贵客。丁祖诒办学十年来，没有人听说丁院长有过休息的一天。

学院离家不足3公里。妻子被他的忘我工作气走后，家中还有年迈的双亲，还要负担自己的孩子。可他忙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看一看。在女儿升学考试时，他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去送去陪，繁忙的工作让他实在抽不开身。

人生最宝贵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人对事业最大的投入不是资本而是时间。丁祖诒为了他心中的梦想，将家庭将自己置之度外，把生命的全部都奉献给了民办教育事业。

在他离异以后，经常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可都被丁祖诒婉言谢绝了。他说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支撑一个美好的家庭，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他的目标还没有达到。

过惯了穷日子的丁祖诒一直改变不了苦行僧的生活习惯，吃饭很随便，穿衣不讲究。他没有了家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一天到晚守在他那间陋室里，不知疲倦地工作。

尽管学校是由他创办的，由他掌管的学校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但按有关规定民办学校的资产归国家所有，他不能也不想多占一分。他只有微薄的工资收入，而且从不存款。

由于民办学校的资产归国家所有，创办者个人和集体不得私分、挪用和侵占学校财产。这导致有些民办学校不愿扩大投资，靠租赁校舍办学加大工资捞钱。而丁祖诒办学十年来，自己一直勒紧裤带过日子，学校的员工也跟他一道在清贫中办学，而他们在扩大学校规模，改善办学条件上却总是大手笔。

没有家庭、没有存款、没有住房的丁祖诒与他白手起家创办的现代化的大学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据学校的规划，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规模1998年将实现万人大学的目标，然而丁祖诒并不满足。“建三秦‘黄埔’，创华夏‘哈佛’”是他常念叨的一句话。他说，西安的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公办高校林立，民办高校的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希望今后西安的民办教育事业能像美国的“硅谷”一样，成为中国的民办教育基地。让“西译院”代表中国的民办教育走向世界。

是什么激励着这个人呕心沥血地奋斗？丁祖诒说，从高中毕业到现在，我所作的就是要证明，我不是一个弱者，不上大学同样可以走出辉煌的人生之路。中国有太多太多的落榜生。我认为帮助落榜生走进大学，对他们进行继续培养和深造，可以说是教育上的第二个“希望工程”。我创办民办大学专门招收落榜生，就是要让他们重新扬起奋发向上的风帆，也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一大批栋梁之才。

一个世纪以前，在山东出了一个武训。他有感于自己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受人欺侮，遂沿街乞讨为穷人的孩子兴办义学，他的义举为后世传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一个落榜生为了与命运抗争，为了战胜落榜的自卑与困惑，呕心沥血地奋斗，为落榜生创办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他的一生都是在圆梦，圆一个落榜生永不磨灭的希望之梦。他圆自己的梦，还要去圆成千上万与他同病相怜人的梦，他要借着圆成千上万个希望之梦去圆自己人生更美好的梦想。